汪洋、王岐山联手改变中国！

汪洋在广东做了不少，但政治理论上尚有所欠缺；而王岐山意识形态方面的造诣恰好弥补这一不足。二人联手，必将为中国政改打造一个光明的未来。

有人说汪洋在广东的做法有些假。其实也不能都怪到汪洋身上。比如最近有新闻披露，深圳书记王荣和汪洋的争论。

这个争论，也算好事，通过两个人的对话，人们可以看到，深圳，乃至广东改革的问题根源。对于深圳来说，它受限于广东这个中气候。而对于广东来说，受制于中央这个大气候。

其实，问题已经说清楚了——还是中央最高层的政治和思路，限制了广东和深圳的改革发展深度和力度。其实，无论是深圳还是广东的公民社会建设，本身对汪洋和王荣来说，都是有体制内的巨大政治风险的。

说实话，在中国，真正搞改革的，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即使汪洋的做法也有些朝三暮四，但还是需要一定的理解。只有改革家，才会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体制惯性和现实环境的巨大阻力。

汪洋不是邓小平，他没有在体制内一言九鼎的权力地位。何况即使邓小平也要面对体制内的巨大阻力。

因此，在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方面，形式大于实质，但问题不能都怪到深圳和广东当局头上。无论如何，汪洋和深圳的社会体制建设，是胡锦涛裹足不前10年里，少许出彩的地方之一。

汪洋，可以说，他的特点类似于中共的另一个改革家——赵紫阳。当然，这样比喻对汪洋来说未必是好事。

赵紫阳属于外科医生式的，敢于直接的做大手术。而不是局限与理论上的争论不休。可也符合邓小平当时的猫论观点。

赵紫阳知道中共体制运作的本质，因此，他也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解决。

但赵紫阳也有个缺点，就是当时他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没有跟上，他没有从政治理论高度，从整体的架构上着手解决问题。这实际上导致了他在物价等问题上，面临的体制内外的压力和攻击，特别是六四事件的出现。

而汪洋，目前也存在这个弱点。汪洋在广东做了不少，但没有在政治理论上说明，为何要这样做，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这对其本人的政治形象是不利的。现在已经不是不争论的年代了。而是要占领新的意识形态高地和话语权的时候了。这是一场改革的决战时刻。

对于汪洋或者是别的中共改革家来说，必须要注意这个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来整合社会的任何进步的力量和呼声。否则，改革必将是过独木 桥，难成阳关大道。也就是说，你汪洋也哈，还是中共别的改革家也好，要注意借用社会的力量。要和社会力量打成默契或协调。而当初胡耀邦是在这方面是很成功 的，甚至是被邓小平嫉恨的。

而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台，其实是两个人的力量没有真正配合到一起，是错位的。否则，如果赵紫阳有胡耀邦的人格号召力，那六四完全对赵紫阳来说是可控的。

得人心者得天下！其实今天的薄熙来比汪洋更聪明，更知道这一点的重要性。

温家宝也在打民心牌，否则10年的政绩也是够他受的。但他否定了薄熙来，就为他争取到了民心和舆论支持。
而另一个中共高官，王岐山，则基本上和汪洋相反，他的政治理论思维比较发达。当然，我不是说王岐山是个旧时的保守的毛泽东或马列教条主义者。

王岐山类似当年的胡耀邦，胡耀邦本身是从政治道德上着手的拨乱反正，当然，把王岐山和胡耀邦类比，对其本人的体制生存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

但不要忘记了，即使邓小平在六四后也不会否认，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他的左膀右臂。没有这两个人，邓小平的改革可能早就夭折了。

汪洋是个敢于对体制痼疾动手术的人。而王岐山是个意识形态方面有一定进步造诣的人。

当然，中共的体制升迁，往往是遵照其自身思维和运作模式的。

但我认为，如果中共在迫在眉睫的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前，能够，或者有意愿搞主动改良的话，在目前显露的高层干部里面，汪洋和王岐山确实是值得注重的两个人。

而这两个人的配合，恐怕是非常合理的。其他一些人，他们是实干家，缺乏对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深远把握。他们善于在既有的体制内进行运作，但并不一定具备体制创新的思维和能力。

而且，胡锦涛保守的10年，其实已经透支了中共，乃至中国长远发展的很多资源。习近平如果接任胡锦涛的职位，恐怕很难有在一个10年时间让他浪费。

本文摘自：多维逢场作戏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