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济发展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本来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一定物质财富的依托，同时也要改善其他的方面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但很少见到一个国家为了经济而如此不顾一切的。
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既有的利益格局严重依赖增长所提供的增量。从宏观的层面来说，在这个不断固化的利益格局中，原来给的不但得继续给，每年还得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每年还有新的需要花钱的地方出现，这个钱从哪里来？只有从增长所提供的增量中来。所以这个社会有一种很强的增量依赖症。从微观的层面说，只有经济高速运转，只有不断上项目，尤其是上大项目，相关的利益集团才能从中获益。
第二，越来越脆弱的合法性基础使得其严重依赖于经济增长。任何政权都得靠一个东西来维护合法性。现在能靠什么呢？就是畸形的增长。中国的合法性基础，在改革之前是意识形态，到了“文革”末期时，这种合法性可以说耗光了，转换到绩效的合法性，发展经济。这次转换很成功，有了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这样的合法性基础，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失业下岗的人说了，你是发展了，你将我发展的下岗了；农民说你是发展了，但我收入也没有增加；城市底层说，你是发展了，我状况没有改变，而且好像还在恶化。这样，到了90年代末期，建立在绩效基础上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力图将过去完全靠绩效的合法性转换到公平正义，或者至少得是绩效加公平正义上来。但这次转换遇到的阻力太大了。上次转换基本上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阻力，很容易就克服了，但这次遇到的是实打实的既得利益的阻力。原来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弱，想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既得利益集团又不干，怎么办？只能拼命消耗老的合法性，老的合法性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增长。
第三，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这个社会已经别无依托。上面说到，如此强调经济发展是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尽系于此，但还要看到更深的一层的原因，这就是由于这些年的破坏，我们除了钱和财富之外，已经别无依托。现在自然生态的破坏已经使我们周边的环境乌烟瘴气，人们已经无法享受自然，享受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只图环境别给自己马上带来疾病。社会生态的破坏使得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和怨恨，这个社会中已经很少看到人对人的友爱和关怀，更多的是戒备甚至互相攻击。对人类价值的摧毁已经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没有寄托，没有理想，甚至没有对正常人性和正常生活的想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作为依托？还有什么可以作为慰藉？于是只能靠“发展梦”来填充空荡荡的灵魂与人生。
走火入魔式的发展何以成为可能？
走火入魔式的发展，可以在一时之间轰轰烈烈，成果辉煌。于是有时也会引来无数人们的艳羡，据说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都有一些人对这种发展感到羡慕不已。势利的学者也会不失时机地营造一些美好的概念加以概括。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一例。
然而这种发展模式是不是随便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学习的。因为它背后需要一种体制。
支撑这种发展模式的，一种极为自负的体制。中国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体制。由于这种体制，我们前三十年是用这种自负运动式地改造了社会；同样地，也是由于这种体制，我们后三十年用这种自负运动式地发展了经济。而现在又要把这种自负进一步地推进到所谓“中国梦”。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的体制化的结果。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举国体制。这种举国体制在体育、经济发展和救灾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其实，明白了体育，也就明白了中国经济。明白了金牌，也就明白了GDP。
举国体制是总体性权力的产物。它建立在两个东西的基础之上。一是权力的全面控制和渗透能力，二是社会各个部分的不能独立运转。因此，举国体制只存在于总体性社会中，在专制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专制社会调动不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举国体制的第一个特征，是政治化，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发展体育赢金牌是如此，经济发展也是如此。一切出于政治考量，为此不惜违反自然规律，不惜在其他的方面付出代价。
举国体制的第二个特征，是运动式的运作方式。有人将这些年的发展方式称之为“经济文革”，就是这个意思。正如童大焕所指出的，想不到文革中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经济挂帅"的指导下，这种"文革"的做法仍在大行其道，只不过那时候是"政治挂帅"，实行的是"政治文革"，今天则是"经济挂帅"，实行的是"经济文革"。
举国体制的第三个特征，是全面调动资源，用尽一切手段。比如为了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拆迁中，政治与行政的手段，暴力的甚至黑社会的手段，社会的手段甚至株连九族，经济的手段等等，轮换交替使用。这因为权力是总体性的，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才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将直系亲属停职停薪，停止子女上学等作为威胁手段，其他的社会是无法做到的。
需要看到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举国体制与此前的举国体制不一样的。新的举国体制是在催生了市场，并用权力重组了市场因素之后形成的。如果对这种举国体制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内部的具体机制。（1）动员机制：可以体育、救灾、盛会和高铁为例，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制度模式通过新举国体制延伸出来的；（2）动力机制：可以以强制拆迁为案例，看看权力驱动与市场驱动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3）控制机制：可以以舆论和互联网为案例，权力和市场式如何配合的。现在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为了在体制上将两种机制整合在一起，既是权力式的，又是市场式的；（4）吸纳机制：可以以两会为案例，看看是如何对社会精英进行吸纳的；（5）整合机制：如组织系统；（6）汲取机制：可以以房地产为案例，看看政府与企业是如何作为一个链条上的不同环节汲取社会财富的。
这种举国体制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其成就的原因在此，其弊端的根源也在此。
权力溃败，最应当正视的问题
三年多前，我提出“社会溃败”的概念，并指出，社会溃败的核心是权力溃败。所谓权力溃败是指，权力系统内部的规则和约束机制失效，权力结构的整体性丧失，权力的不同部分各行其是，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种权力既专横又无能的状态。而这已经是我国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权力的专制特性与内部的溃败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独特景观。
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对权力的溃败抱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人们乐于见到某种专制权力的弱化，另一方面这种弱化过程的结果往往是负面的，可能又会带来更为恶劣的结果。
这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专制权力溃败的过程，表面上有点类似于走向民主社会中多中心的趋势，但其实质是非常不同的。第一，多元社会中一般有政治、市场、社会、宗教四种整合机制，政治只承担有限的功能，哪个一时失效都不至于引起整体的危机。而我们社会中政治是唯一的，权力溃败意味着唯一整合机制的失效。第二，多元社会中政治内部是有规则的制衡，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权力溃败社会中政治的各个部分则是各行其是，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乱做。第三，在多元社会中，即使是分权式的权力，也受到社会的有效制约，而在权力溃败的社会中，各个主要权力的拥有者都是别人无法制约的、无法无天的“土皇帝”。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出现的权力溃败，是在权力不断扩张，不断膨胀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看起来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正是这个表面矛盾的两个过程，构成了我国权力演变的基本特征。由此，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种深深的困境。
权力溃败发生的原因
发生权力溃败的原因是需要认真分析的。官方往往将这种趋势归因于理想主义和信仰的丧失，很多学者也将其归结为核心权威的衰落。但我觉得更要注意如下的一些因素。
第一，在理想主义消失之后，利益交换成为维系权力内部关系的纽带。第二，在中心权威衰落的同时，权力的总体性特点没有发生变化，分化的权力的每一个部分都仍然是总体性的，甚至是可以逐级复制的。第三，在权力不可避免的分化的同时，没有努力去建立相应的制度化规则，以约束分化了的权力，反倒总是一厢情愿地想以重建中心权威来解决问题。第四，在权力系统纵向约束不断失效的同时，不想建立横向约束机制，即民众对分化的权力的约束，结果使分化的权力成为上下左右约束都没有的无法无天的力量。
表面的大一统与实际的各行其是形成了一种默契。在溃败的权力结构中，上对下的控制主要依靠三个机制。一是官员的任命权，二是模糊的政治压力，三是以反腐败等为手段的对不效忠的惩罚措施。第一个是主要的。同时，上级对下级的要求也越来越有限。一是完成我的政绩目标，二是别给我惹事。其他的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由此，给下层权力留下了至少三大空间。一是不作为的空间或虚与委蛇的空间。二是暗中抵制的空间，底线是要给上面留表面上的面子。三是滥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的空间。
总起来说，这种权力溃败是发生在过去总体性社会权力结构瓦解的过程中。过去的总体性社会是建立在再分配经济基础上的，资源的控制和垄断是单一的，权力是单中心的。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想努力建立的新总体性社会中，资源的控制开始多元化，权力单一中心的基础已经失去，权力多中心的趋势开始出现。但新的体制拒绝在权力多中心的背景下建立新的约束权力的机制，由此导致权力既无上下的纵向约束，又无左右的横向制衡的状态。
权力溃败的第一阶段（80年代）：解决集权的思路导致总体性权力在地方的淤积
80年代是在对文革进行反思中走过来的，但这种反思是很不彻底，甚至可以说没有触及实质。文革前实际是极权，即权力高度渗透于社会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集权的问题，即行政权力集中在中央。于是，当时的改革明确了纵向分权的思路（尤其在财政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但却拒绝横向分权的思路。
因此，即使是下放的权力，仍是总体性的。这就导致：第一，下放的总体性权力在地方淤积起来。第二，下放到地方的总体性权力仍然是没有横向制衡与社会制约的。第三，由于目标不明确，无法建立真正有约束力的规则。第四，社会与舆论一直无法成为制约权力的力量。第五，摸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导致了对无规则权力的纵容。
纵容官员贪欲与潜规则形成是80年代埋下的权力溃败的两个隐患。改革开放是以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老干部复出为开端的。但这个群体，除胡耀邦等少数有理念的人外，实在缺少贵族气。在经历如此巨大的民族灾难之后，上台后不是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而是要求“补偿”，甚至是变本加厉的补偿，当时的说法就是儿子票子房子。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这样，从一开始，吃相就很难看。而且对抨击者进行打击。80年代叶文福的遭遇就是一例。
纵容官员贪欲和摸石头两个因素，造成潜规则的发育和盛行。80年代是潜规则形成的重要时期，突出表现为对正式规则的大规模系统性破坏。对其进行辩护的理由，这是渐进式改革必不可少的代价。
权力溃败的第二阶段（90年代）：瓦解规则，纵容贪腐
什么事情在中国都是从负面汲取教训，最后都是坏的选择。六四和苏东剧变就是如此。苏东剧变对中国最深刻的影响是心理层面的。首先，这个事件瓦解了官员对体制的信心。其次，是抱团取暖，形成了上层的精英联盟，对外维稳，对内纵容贪腐。
当时两个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一，90年代前中期是官员对体制信心最低沉的时期，而贪腐则成了末日心态最集中的体现。体制则将贪腐作为效忠的对价，持默认甚至纵容的态度。第二，92年邓小平南巡，开始人们所说的第二波改革。这次改革对于中国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使中国经济重获生机，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发展挽救体制的意图更加明显。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是发展与腐败的交织，甚至体制化。体制性的行动就是权力“下海”。政府公司化，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就是由此而来。潜规则从80年代的台下转入台上。
更深层的分析，可以见之于由于权威、结构和制度等因素的变化而导致的原有整合机制的失效及整体的碎片化。在权威方面，原有的强人政治被代之以常人政治，一言九鼎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服从趋于表面化。在结构方面，原来作为保持权力整体性工具的警察、司法、纪检、媒体等机构均在地方化，开始为地方权力服务，原有的控制手段越来越不起作用。在制度层面，原有的对下级官员的任命权成为唯一的控制手段（俗称的“拿你乌纱帽是问”）。但由于派系、关系以及腐败等因素，阳奉阴违成为普遍的现象。二陈事件都有中央-地方因素，但此时杀鸡猴已经视而不见。
上述因素表明，靠单一纵向机制约束权力已经不太可能，这时迫切需要建立横向的对权力的制衡机制，如权力的互相制约，尤其是民众对权力的监督。可惜的是，没有往这个方向走，反而是企图用纵容贪腐的方式来维持下级官员的效忠。于是，权力溃败的趋势一发不可收拾。但当时对社会中监督权力行为的直接打压还较为少见。一般是，你骂你的，我贪我的。
权力溃败的第三阶段（21世纪）：权力的膨胀与溃败双加速
进入21世纪之后，在经历了短暂的所谓新政之后，权力溃败的趋势愈演愈烈，甚至成为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本来，孙志刚事件废收容，非典促信息公开，办陈良宇反腐败，一时之间似乎政通人和，老百姓也对新班子寄予很高的期望。但不知为何，转眼之间，新政偃旗息鼓，学起了朝鲜，控制和维稳成了鲜明的主题，并锲而不舍地坚持到最后。
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我到现在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请教了许多朋友也不得要领。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是奥运的作用，当然背后是新班子的旧思维以及自信的缺乏。我一直在想，北京奥运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是非常深远的，不是仅仅在钱上。面对一个盛会的拘谨心态，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可以说，奥运是举国维稳体制化的开端。现在看来，奥运，可能是我们办了一件不该办的事情。
中国进入21世纪最突出的特征是权力膨胀与权力溃败的加速并交织在一起。此前就已经开始的强化政府抽取资源能力的过程，使集中到政府手里的钱越来越多，可谓财大气粗。而奥运的成功举办，拘谨的心理又演变为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举国体制的幻觉。而权力溃败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愈演愈烈。财大气粗加速了挥霍无度，举国体制也培养着权力的专横与任性。
客观地说，过去的十年，有关人士可谓尽心竭力，身心交瘁。因为是在用最糟糕的方式应对最糟糕的情况。这时，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由此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但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无能为力，只能用维稳的方式求得不出事。但这一维就把中国维坏了，因为这样不但助长了社会不公，加剧了社会矛盾，而且毁坏了社会中正常运作的机制。前一段时间，我曾提出过逐级复制的“作恶授权”的概念，在维稳中，反正不能“出事”，怎么做我不管。这样一来，权力的任何胡作非为都可以在维稳的名义下进行，同时也可以用维稳的名义对任何监督权力的行为进行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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