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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6日星期日

“我被一群素質低下的狗奴才強迫失蹤63天”

《內幕》特約記者林傑


茉莉花大抓捕

  有匿名人士利用公共樹洞帳號@mimitree0(目前該帳號已經清空)於2011年2月17日發了一條推,稱:“中國‘茉莉花革命’初次集會日期已定,2011年2月20日(星期天)下午2時,全國各大城市集合地點將提前一天在博訊新聞網公告,希各周知。如屆時情況有變不能及時通知,請自行前往各大城市中心廣場。”此前,該帳號熱衷於發布一些黃色信息。

  這個帳號在早春2月發布的號召茉莉花集會的消息,導致中國政府受驚過度,開始在全國大肆抓捕。2月19日開始,大批異見人士被失蹤,樹洞的作者也被警察找上門,要求提供服務器日誌,希望能揪出是誰利用該公共帳號發的信息。

  活躍推友、茉莉花鎮壓受害者吳樂寶說:“樹洞洞主叫陳佳只是被喝了幾次茶好像他自己從來不發政治推,所以躲過共黨的迫害。不過那條信息確實不是我首發的,警方非說我是第一個發的並且弄到了博訊上。”

  大批在當天註冊的疑似五毛黨的黨員於2月19日和20日紛紛進駐Twitter,並呼籲不要去參與茉莉花革命、茉莉花革命是美國的陰謀、參加茉莉花革命是違法的。新浪微博也在20日下午取消了搜索功能,取消了發圖功能,取消了轉發功能,將“茉莉花革命”列為敏感詞。中國當局高度戒備,有消息稱軍隊都配備了實彈。

  2月20日下午2點,北京王府井麥當勞前聚集了大量群眾。有網友表示,很多人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有些人甚至以為是有大明星到來。大批的武警和便衣讓途徑的民眾產生好奇,紛紛拿起手機拍攝、發微博。大批外國記者也聚集在王府井的麥當勞前面,等待著什麼事情發生。

  網友阿禪這樣嘲笑中共當局的神經過敏,“說實話,當樹洞發出了遊行號召後,我覺得那絕對是一個玩笑。直到現在,我都認為那是一個玩笑。不僅我這麼以為,很多人也都這麼想。如果政府的反應不是如此之大,我相信2月20日當天不會有這麼多人參與茉莉花行動的。可惜,有些人心虛到了一定程度,半夜風吹也以為有鬼到來。”

  推友莫之許事後透露:“2012年下半年才聽說,整個摧花行動又叫215項目,最早的動作其實是2月16日,唐吉田律師就是那天給抓了,此外陳天石、鄙人、劉荻和王荔蕻也都在2月16日或被帶走或喝茶,當晚何楊和張永攀也被砸開門帶走(懷疑聲援光誠的策劃會是茉莉花的策動會),所謂220週年是因當天乃行動日,而非打壓之始。”

  據維權網統計此次鎮壓有至少百餘人被抓捕,更多的人被警方約談。聲勢浩大的紅色恐怖行動雖然告一段落了,但是官方至今並未查出到底是誰發布了那條茉莉花集會信息。

 “我就這樣四肢朝天被他們抬走了”
 

   茉莉花鎮壓受害者古川。

  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中國互聯網研究者古川的推特帳號為@guchuan81,一直活躍於網絡。他從學生時代就一直關注社會事務,2003年起廣泛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後來一直低調地參與維權事件,並因此兩次被國保抄家和禁止出境。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茉莉花’飛來‘黑頭套’—被綁架失蹤63天的日子裡》,我在文章中說,我被一群素質低下,蠻橫無恥,為黨國充當打手的狗奴才強迫失蹤63天。”

   “2011年2月19日,是一個讓我永世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下午4點左右,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區分局的20多名國保警察闖入我租住的天通西苑二區5號樓5單元802家中,強行將我綁架抬走。之後到4月22日的63天‘被失蹤’的日子裡,我先後被關押在三個‘黑監獄’,對我實施的各種慘無人道的酷刑就發生在這三個‘黑監獄’中”。

  “這一切都是因為2月17日下午,我在推特(TWITTER)上轉發了有關‘中國茉莉花革命’的信息。18日晚上,我就接到昌平區國保陳世傑的電話,說第二天早上9點要來我家找我‘喝茶’,19日上午國保來談了一陣後走了。下午卻再次返回,這次國保幾十個人強行闖進我家,幾個人圍著我,他們抓住我的雙手,試圖將我的雙手反剪到背後,但由於我使勁反抗,他們沒能成功。他們一看這樣不行,就試圖將我抬起來,但由於我緊緊抓住一個國保的衣服,他們又沒有成功,這名國保當時還喊‘他緊緊抓住了我’。後來他們變換姿勢,才將我抬了起來,四個人分別抓住我的雙臂與雙腿,將我抬出了門。反抗之中,我的眼鏡掉在了地上,穿的拖鞋也掉了一隻在地上。我就這樣四肢朝天被他們抬走了。”

  “不過我認為,國保只是借茉莉花之機整我,可能認為我之前很不聽話想趁機教訓我,還有就是因為我們夫妻常年為維權網工作。”

  “他們把我抬進車之後,為了不讓我知道他們‘黑監獄’的具體地點,就給我戴上了‘黑頭套’。我發現這個‘黑頭套’是件警服,一件拉鎖上反了的警服。由於‘黑頭套’上的汗臭味,加上空氣極為不流通,我突然嘔吐了,一會兒後又嘔吐了一次。我要求他們給我解開‘黑頭套’,並給我擦擦穢物,他們不理,就這樣讓我聞著‘黑頭套’裡的穢物味和汗臭味。此後,每次轉移關押地點的時候,在路上都會給我戴上‘黑頭套’。總體而言,在我被失蹤期間,總共大約被戴了15個小時的‘黑頭套’。”

  “三個黑監獄都是位於北京郊區的賓館。第一個秘密關押地大概是在昌平區,第二個大概是在密雲區,第三個可能是昌平區的‘九華山莊‘。不過這些都是猜測,還無法證實。”


   在黑監獄的63個晝夜

  “在63天中,前後有15天不讓睡覺。最初三個北京市局國保審訊我的時候要求我跪下,被我拒絕後,他們強行將我踢打跪下,又強行脫光我的衣服,其中一個國保還對我進行‘性騷擾’,用腳碰我的生殖器。最後還恐嚇說如果明天真發生‘茉莉花革命’,今天就將我殺了。還說這荒郊野嶺的,有的是地方,可以將我挖個坑埋了。並說到了這裡就要守‘規矩’。所謂‘規矩’,就是有人進入房間要說‘領導好’,有事情,比如要上廁所、喝水、吃飯要喊‘報告’。”

 
    古川與其妻李昕艾的合照。

  “正式的審問是從2月20日下午開始的。集中在關於我在推特上轉發信息的問題上,認定我的轉推就是對‘中國的茉莉花革命’進行了宣傳,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2月22日下午又對我進行了一次審問,從下午持續到深夜,這次審問主要提到的是維權網的事情,他們認定我參與了維權網的工作。期間還有很多次提審,還會打探各種隱私問題,非常無恥。最後並沒有給我具體定什麼罪名,只說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在第一個黑監獄,由十名昌平區警察24小時看守,兩人一組共五組,每兩小時一班輪流看著我,上廁所、洗澡都貼身監視。後來換成四小時一班。換到第二個‘黑監獄’之後,他們變成八個人共四組,兩人一組六小時一班輪流看守,一直持續到我獲釋。”

  古川:2011年2月28日,國保逼我寫了一份保證書,但是說寫得不深刻不行。3月17日,我又被迫寫了一份,說還是不夠深刻。4月21日,市局國保領導來了,要求我寫一份悔過書,他給我提出了具體要求,要我按照他的要求而寫,內容包括我和妻子李昕艾的個人情況、違反的法律、悔過反省、今後的打算等五部分。4月22日早上,又要求我寫一份保證書,並讓我把我們夫婦二人的姓名與身分證號碼填上,按他們提供的模板抄寫一遍就行。其內容大致如下:一、擁護黨和政府,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二、不再發表反對黨和政府,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文章;三、不再為維權網工作以及不再參與維權活動;四、不接受媒體或其他人的約談;五、不得將這段經歷寫成文章發表;六、說服我妻子李昕艾,讓她也不再與政府作對。無論如何,對於那些所謂的“認識”、“悔過”與“保證”,我都不會當真,因為那是在暴力威脅之下所作的,不是出自我的良知與真心。

  古川:2011年2月28日,國保逼我寫了一份保證書,但是說寫得不深刻不行。3月17日,我又被迫寫了一份,說還是不夠深刻。4月21日,市局國保領導來了,要求我寫一份悔過書,他給我提出了具體要求,要我按照他的要求而寫,內容包括我和妻子李昕艾的個人情況、違反的法律、悔過反省、今後的打算等五部分。4月22日早上,又要求我寫一份保證書,並讓我把我們夫婦二人的姓名與身分證號碼填上,按他們提供的模板抄寫一遍就行。其內容大致如下:一、擁護黨和政府,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二、不再發表反對黨和政府,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文章;三、不再為維權網工作以及不再參與維權活動;四、不接受媒體或其他人的約談;五、不得將這段經歷寫成文章發表;六、說服我妻子李昕艾,讓她也不再與政府作對。無論如何,對於那些所謂的“認識”、“悔過”與“保證”,我都不會當真,因為那是在暴力威脅之下所作的,不是出自我的良知與真心。(《內幕》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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