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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7日星期日

润涛阎:习近平与薄熙来相同的地方在哪里?

打从秦始皇大一统成功后中国的专制制度走了两千多年,轮回的方式不论是“改良”还是“革命”,只是手段不同,而轮回的结局只有两个:皇帝个人集权与一定程度的放权。

帝制的满清灭亡后,袁世凯的新政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在孙中山等革命党的暴力破坏下袁世凯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权。早期他的总统管不了议会甚至内阁总理,他的权力被内阁总理与国会蚕食一大部分。当总统府与内阁的内斗如火如荼,各省都有随时宣布独立的可能,他便决定收权,走回到帝制阶段。他的嫡系都不答应他复辟帝制,他也就不得不放弃帝制而改回宪政民主制。关键的关键是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司法系统。

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山头林立,总统与内阁总理如同走马灯般更换,没一个人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有治理国家的权力,内斗使得权力下放到了军阀混战的地步。国民党的北伐实际上是蒋介石想收回被北洋政府下放了的权力,刚好赶上了日本进关,共产党借机夺了鸟位。

毛泽东的政权是彻头彻尾的独裁政权,他自己都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连老百姓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留什么样的头型都管起来,更别说户口、粮票、布票,衣食住行样样都死死地管起来,人民没有了任何个人自由。

毛泽东死后的一切改革,本质上都是权力下放。只不过是下放的程度上的差异导致有左派与右派之争。就连左派的代表人物邓力群之流也只是抱怨胡耀邦给人民的政治言论自由度太多了,既“反对自由化不利”。对于经济的放权,陈云李先念这些毛泽东时代鸟笼计划经济的掌舵人也只是抱怨赵紫阳的经济改革速度太快了,他们也没有自信到敢说社会应该回到计划经济---大一统没有私人企业的老路上去。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发财了的都是些高干子女和少数不是高干子女但必须给贪官受贿的民间富豪。官二代富二代们的穷奢极欲与疯狂榨取民脂民膏,让社会又走到了轮回的边缘。

薄熙来发现了如此继续放权的后果不堪设想,便提出唱红打黑,就是由放权走回到收权的过程,只是用共产党的语言包装一下而已。重庆就是他的个人独裁家天下,王立军副市长只不过是他可以打耳光的家奴,黄奇帆就是比狗鼻子还灵的一条哈巴狗。这还是几千年来专制制度下的轮回,只是此时是共产党当政,而共产党当政期间走收回权力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也是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收权的,薄熙来就不得不提出类似于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来个唱红打黑,毕竟他不能跳出共产党的语境框架。

习近平看到了薄熙来的粉丝很多,虽然网上不能自由发言而导致薄熙来的粉丝不是乌泱乌泱的假象,但是中央是可以得知下面的民意的。

 习近平经历过胡温时的九常委分权期,九常委里有江泽民安插的五个,胡锦涛时时刻刻被江泽民通过九常委里的多数而掣肘。十八大的七常委中,有江泽民安插的四个: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刘云山。那时我就写文章预测习近平一定会给江泽民点color see,就是让那四个常委去打酱油。习近平不收权,等于第二个胡锦涛,沸腾的民怨就会让走收回权力的薄熙来成为精神领袖。薄熙来为习近平走收回权力之路打开了民意基础。对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等的围剿暗地里早已展开,他们与走群众路线的习近平决战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各个家族的吃相太难看。

按照润涛阎第一定律:生命在于忽悠。社会是一个由人组成的有生命的有机体。忽悠便是社会生命继续下去的动力。一旦放权时间到了30年,贪官污吏们积累的财富太多了,民怨沸腾,便走回到收权的轮回。这样,社会无休止的反复忽悠现象就显现出来了。

与薄熙来一样,习近平不得不走收权的道路,因为中国走不出“一放就贪腐,一收经济就不发展”的轮回。

 道理何在呢?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奴性文化,读书人都想当人上人,意识中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而且当上人上人的,也就想着自己的孩子也要当人上人。这样,当权的人认为他们如果不能发财,百姓们发财是不合天理的,他们就绝不让人民百姓发财。这就是一旦收回权力而遏制下面的官员腐败,社会就走向贫穷。毛泽东时代饿死三千万人不仅仅有他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吃食堂等瞎胡搞的因素,也有“当官的不能发财,人民就别想发财”的因素,因为大跃进过后人民依然很穷,官员们都在热衷于权力斗争,还大批特批“唯生产力论”。当权力一下放,官员们就可以发财了,他们就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社会经济也随着大发展,因为人民的“相对贫穷”程度加大了,但“绝对贫穷”程度减小了,尤其是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的自由度包括言论自由度也增加了(当官的只顾家属发财个人腐败玩女人,对老百姓的言论自由也多少放松一些)。穷怕了的人民也就有自己也能分一杯羹的梦想而大干起来。

毛泽东时代人民没有丝毫言论自由,甚至说错了一句话比如“毛主席也会死”的一位工人被判反革命罪;说“林彪长得像个奸臣”的被判10年监狱,可笑的是,林彪死后他还在监狱里继续坐牢直到毛泽东去世。而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言论自由度随着贪官腐败的程度增加而增加。

薄熙来在重庆就因为有人在网上说了几句反对他的话就被劳教,因为他在搞权力收回,当独裁者的过程必然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习近平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逐步加深,经济的发展速度就会减速,人民的言论自由度就会收窄。

10年前润涛阎开始上网时就写过文章,提出中国将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从专制制度走向现代文明民主法治制度的国家。道理很简单:共产党的领导人走不出“毛共”与“邓共”的轮回,直到共产党解体。如同中国几千年来走不出“盛世---乱世---盛世—乱世”的轮回一样。共产党垮台后中国也不会立刻走向民主法治。轮回的特征是:

一放就腐败,一腐败就乱,一乱就收,一收经济发展就停滞。

所以,我们看到:要么是贪官污吏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社会,要么是人民与官员都不富裕的没有自由的个人独裁社会。

在专制制度下,尤其是在“宁肯不富,不能不均”(衍生于孔子“宁患寡,不患不均”)的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人,独裁者收回权力并遏制腐败哪怕饿死很多人人民大众也很少造反;而一旦权力下放一些导致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一旦碰上自然灾害就会引发民变。中国的百姓只能在这两种社会形态中选择。所不同的是:

权力收回时期的“美德”在于公平地享受痛苦(包括百姓无自由与经济上贫穷、当官的往往被独裁者整肃甚至杀头);而权力下放时期的“邪恶”在于不公平的分配(包括财富的分配、获取财富与权力的机会不平等)。

相同的是:

个体尊严被践踏,司法只被胜者玩弄。表现出整个社会成为一部绞肉机而无人能逃脱痛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没有三代富的奇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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